天吊户

编辑:初夏 发布时间:2021/4/18 17:02:48 来源:大公湖南

  天吊户,这对今天的人来讲,可能不知道是一会什么事,百度百科上也无法查找,即使当年下放在洞庭湖区的知青,虽然知道这个名称,估计也不太了解详情,这里,还很有必要对“天吊户”作一个大概的定义;所谓“天吊户”;就是天不管,地不收,社会人不承认的、以户为单位的人群。这批人没户口,自然也就没法律,但却能遵循江湖规矩的人群。


  这种“天吊户”的群体,由于是“三不管”的群体,历史上,既没人总结分析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没人总结其人群数量和分布的地区规模,甚至公安部门要追查的许多大案要案,一旦涉及到洞庭湖“天吊户”这个名词,也大多谨慎而锁案,因为这地方涉案人员太多了,公安进去,反而会把事情弄复杂和难以收尾,因此,洞庭湖“天吊户”这个名词,干脆就装聋作哑,大家都当没这个名词似的,反而落得大家安宁。于是,“天吊户”这个名词也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隐私。


  其实,天吊户的形成,还要从清朝中晚期的从“闯洞庭”开始说起,清朝中晚期,中国的山东有近2000万人闯关东,但在湖南,却也有近2000万人闯洞庭,这些人分布在洞庭湖淤积的洲、岛和四周,包括长江北的沙市、天门等地区,这批人虽后来陆续被清朝、民国与新中国纳入管理,但也有少数人户因各种原因遗漏,1950年土改时期,因对地主土豪的清算,有不少逃亡到洞庭湖芦苇荡中的,但这个时期的这类人员还不叫“天吊户”,充其量就叫阶级异己分子或逃亡坏分子,甚至这种叫法都有些过头,因这些人大都是夹紧尾巴做人,不敢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和乱说乱动,而是靠打鱼、砍芦苇,采集芦花、挖芦笋,挖湖藕、打野鸭雁鹅、养鸭、屯养黄鳝、劈莲子、做小杂工维持生活。真正使“天吊户”出名的,则还是文革时期。具体讲是在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谢富治炮制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还规定了一个“二十一种人”,将当时的所谓“坏人”一网打尽。即地、富、反、坏、右、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政、警、宪、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这些就是文革期间的21种人。


  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波及各个领域和地区,湖南道县的消灭阶级敌人21种人惨案就是一例,大量的出生不好的人和其亲属都受到诛连,于是,一下使这个族群人口大增,再加上生产队偷盗红薯、偷扮包谷的“破坏生产”犯,越狱潜逃、作案通缉的人犯在内,这一下,是这只人群大增,有人曾做过初步估计,包括逃往湖北沙市、天门、沔阳和湖南境内的西、南、东洞庭湖区的人员,约计有50万以上。


  如果说“天吊户”的形成是政治原因的话,那么,“天吊户”的养护则是经济原因了,文革末期,农村集体经济一年比一年差,就拿南县,这个洞庭湖的粮棉主产区来说,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生活形成恶性循环,平均每个劳动日还不足0.35元钱,并且,其趋势是一年比一年差,而这个时期“天吊户”的劳动力,既不受生产队制度纪律的约束,又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一个劳动力随便劳动一天,至少可收入1.2元以上,如有一技之长,则可在3——10元之间,象我们当年专请的烧窑师傅阳翰生,就是以8元钱一万砖计收,一个围窑约15万砖以上,不到十天就装载完毕,他就可收入120元,而其它的工种就更多,如那时,各机关企业单位都喜欢修围墙、码头,担土方,打“百眼”护坡墙,做的最多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不知道的事情,当年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几乎地底下都挖了防空洞的,但这些工种,几乎都被“天吊户”垄断了去,一是他们深谙揽工程的门路,二是单位负责人用他们放心,即使是有关部门怀疑调查,也查无门路。再就是简单点的木工、泥工、石匠、漆匠、裁缝等,生产队与有关乡镇企业也会专请这类人。当然,这是有一技之长的人,然就是没有一点技能,像采摘芦花、粽叶子,网鱼,晒淡干鱼,挖湖藕,劈莲子等,就是抓青蛙黄鳝,这些都比生产队的社员灵活,既不受纪律约束,也无“走资本主义”帽子的威胁,而他们平时的收入也比在生产队出工强上十倍,因此,这是滋养“天吊户”的社会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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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吊户虽诸般比农村社员强,但有两点却明显差,一是夜半敲门心惊跳,这除了怕当地公安或原公社大队来追逃外,他们最怕的倒是同行的天吊户追债或找麻烦,因此,他们夜晚多泊在船上,且把船划到难以找到的地方过夜。二是他们都没有口粮,要靠考买黑市谷米生活。


  关于买黑市谷米的事情,这里亦可详说一下,70年代中期,粮食表面上是管制得很紧的,笔者曾交过公粮,每担标二谷为9.5元,余粮为13.5元,三超粮为15.5元,但交粮的数字都是上级规定下来的,与生产队实际所产的“余粮”“三超粮”无关,只是价格上的差异。而这种价格实际结算都要每担扣掉0.5——1元,一般都是粮库验收员扣水扣杂,大致是各扣2个以上的百分点,即一般扣去百分之五以上,如若不服,就立马开晒开车(风车),还要另扣除检验费1元,这种折腾,往往是生产队吃亏,因此,生产队对国家的这个收购价往往要先减去5毛说价。


  然而,“天吊户”收粮食,每担17.5元,既不扣水也不扣杂,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公社、大队早有防范,那就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旦发现有哪个生产队将粮食卖了黑市价,大帽子早就准备在那里的,“挖社会主义墙角”。而具体经手人和决定人不但受到处分批斗,公安部门的“投机倒把罪”就可对号入座,是要进班房的大罪,因此,当时没生产队敢把粮食卖给“天吊户”,而社员自己的口粮都不够吃,一般是没人卖。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是有生产队“瞒产私分”,把粮食分给社员后由社员私下出卖,最后减少上交国家的“余粮”“三超粮”,当然,这类交易尽管进行得高度机密,但粮食不比钞票文件,还是有被发现抓住的。自然,这事也受到了上级的高度关注和防范,但防范控制得紧,不等于对策没有,因在吃饭的问题上,人是可以穷尽办法的,大宗买不到就化整为零,谷不能买就买米,多不能买就买少,总之,办法是很多的。


  我们华东知青组在整个南县知青群体中,可说是一批“红二代”,这除了父母都是地区农林水电系统的领导外,华阁公社也是农村办一手打造的全国机械化样板,因此,我们知青组是在地方政府特殊呵护下“接受再教育”的,然而,最早与“天吊户”直接接触的却是我们华东知青组。关于这一点,我们华东知青组的许多人直到目前还不知道,因为,他们从小都是在机关长大,不知道有“天吊户”这个概念,自然,“天吊户”人员也不会标明和承认自己是“天吊户”。


  我们知青组接触的“天吊户”,就是我们才下放到砖厂,面临的就是挑窑,当时组织装窑的阳师傅阳翰生,就是一个“天吊户”。


  阳翰生是真名还是化名,这对本文不重要,他四十五、六岁,一个精明能干的老江湖,是装窑期间的生产总指挥,他一句话,可以照顾一个人,也可累死一个人,他要照顾你,可以安排你挑煤,如要害你,则安排你挑远一点的还不完全干的砖胚,当然,这只是体力上的事情,再就是经济上的奖励事情了,挑满一个15万砖得围窑,大约8天,我们一般的知青或劳力,顶多10个工,工分折算成现金约3元钱,而阳翰生则是120元,是我们收入的40倍,他一天收入15元,自然他可以给这些苦力装烟,还可以对我们这些挑砖的劳力加菜什么的,因此,整个砖厂只要这个阳师傅一到,他就俨然成了砖厂的主人。


  砖厂大概每月烧一窑砖,半个月做砖胚,十天左右装窑烧砖,但这种烧砖的利益分配法,我几十年都没想明白,锱铢必较的农民,当时对彼此间谁多记挑一担砖,谁少记半分工都会争得脸红脖子粗,为何对这同在一起劳动,且无多少技术含量的分工,相差40多倍的分配不公却无动于衷呢?到底是对官匠勾结的认可还是这“天吊户”三字神秘力量的所在?这个问题,直到目前还难以结论。


  我与“天吊户”的接触,则还是这个烧窑师傅阳翰生带来的伙计,这个人比我稍大几岁,名叫王重山,他与阳翰生好像是老表关系,是阳翰生带到砖厂来插窑胚的,开始在砖厂增加新面孔我们还以为是生产队的社员,但中午吃饭时我却发现这厮坐的是小灶另桌,有酒有肉,这是砖厂的潜规则,挑窑期间,烧窑、插胚师傅与三位厂长、大队支委是另开小桌的,王重山为插胚师傅,就在“贵宾席”上坐,于是,我对这幅生面孔也就有很深的印象。


  但不知的就是,这幅生面孔对我也很有很深的印象,开始,他关注的并不是我,而是整个知青,他听说现在下方的知青,一年有540斤大米指标,即每月45斤,保障一年,而这一年内,生产队也按一个正常劳力分配一年的口粮,也就是说,当年的知青下放,第一年是有着两年的口粮的,肯定是吃不完的,多出一年的口粮。于是,他想到了要向知青买谷,原来,王重山是“天吊户”,但怎样接近知青呢?他的老表阳翰生烧的窑主要是知青挑砖,这样,便随阳翰生来到了砖厂插窑胚,并与插窑胚的肖作广打听,肖作广与我同生产队,于是,便安排了王重山与我的单独接触。


  王重山见面寒暄后,便要我帮忙替他收购知识青年的稻谷,价格是17元一百斤的晚稻谷,早稻谷另加0.5元,我听后便告诉他,切莫打华东知青稻谷的主意,华东知青都是地区领导干部的子女,这个“投机倒把”四字沾都不敢沾,一旦被其父母知道,连你买谷的都会受到牵连,因此,劝你还是别买华东知青的谷,而我,则作为肖作广的朋友,看在你们情谊的份上,可卖你200斤谷,并且就要肖作广在生产队给我挑出来,放到他家里,你再从他这里运走。3日后,肖作广将35元钱塞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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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重山起在南县新生洲的废弃旧房,1986年他们那里的天吊户都买户口进了城)


  王重山可能由“华东知青”联想到了其他的知青,他一拍脑门;对呀,你们华东的知青都是益阳下放的,把谷运到益阳去没道理,南县下放的则不不同,他们可以把稻谷运到县城里去,现在公路上卡得紧,若用“知青证”运谷回县城,这些知青是些无事都要惹事的主,正不安心,谁敢拦截他们运回家里的粮食?


  以后又与王重山在华东肖作广家喝过两次酒,回城后,他也来益阳看过我。多年后,当我问及当年向知青买谷的事宜时,他未置可否,告诉我,“知青证”要在一年以内的才有效,因只有第一年知青才有“余粮”,第二年以后,就有知青吃不饱了。有一次他买的谷在乌咀被拦住了,结果是南县下放的知青跑去帮他吵闹,说是委托他带回家里去的才放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逐步步入市场经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尤其是人民公社解散以后,“个体户”的兴起,这可是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名词,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和乡镇,在“个体户”遍地开花的年代里,国家逐步走上市场经济,“天吊户”的经济优势也就逐渐失去。在“个体户”名词的掩护下,王重山于1987年买了南县城关镇的户口,他说那一批公安局卖户口时,很多的“天吊户”都买了户口,但户口由于比较贵,相当于当时工薪阶层100个月的工资,要6000元才能买一个城镇户口, “天吊户”中还是有许多人买不起的,但到得90年代以后,则是在城镇买房便可迁户口进城,这也难不倒他们这些“天吊户”,给大队支书送上两条烟就可给他们开出农村户口的证明,就是这两批,基本上解决了百分之八十“天吊户”户口的问题,说实在的,“天吊户”当时大多是比较有知识和有聪明基因的子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一般的农民要强一些,并且,他们这其中发财的人不少,就像他自己,在南县湘鄂边就有一栋六层楼的房子,子女也都考大学和买了公务员......


  当然,还有一些“没文化知识和不聪明基因的子弟”,这类人员基本上都是以船为家,家庭的婚姻关系既没有结婚证,子女没有户口,当然也没有读书,自然,他们的家庭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完全靠“天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比一般的人更遵循“与人为善、和为贵”的为人处世准则。


  2008年12月召开的湖区捕捞渔民解困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当年我省湖区共有捕捞渔民13344户、44982人。


  2021年1月9日,湖南卫视报道;湖南省实际退捕渔民27000余名,位居全国第三,其中沅江曾经有11个专业渔民村,绝大部分渔民上岸转产后,仍有一小部分渔民住在湖心岛。此次搬离涉及沅江市管竹山村、澎湖村和莲花岛村,共有1248户3344人,他们散居在南洞庭湖腹地6个湖心岛上,莲花坳岛是其中人数最集中的小岛,面积1200多亩,有400多人居住。所有渔民搬离后,湖心岛上的房屋将被拆除,今年底将进行生态覆绿。这些湖心岛的一切将归还给大自然,并融入到烟波浩渺的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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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吊户”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中期形成,长达一个甲子六十年的名词,人口数量超过五十万,然而,却在当地都鲜为人知,这是什么原因?我忽然想起了过去的湘西土匪,其数量远不及洞庭湖的“天吊户”,且匪、民身份不明显,活动范围比“天吊户”宽广得的多,也就是说密度要稀得多,但却因惊官扰民,搞得恶名昭著,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和官民的围剿。而“天吊户”比他们集中量大,且就杂居在社会的人群中间,然而,人们却并不觉得这些没户口、没法律保障的人危险和可恶,反而很愿意与他们接近和隐瞒身份,原因是;“天吊户”大多是一群素质较高的人,多数都是因出生不好而逃避政治打击的人群,且多有劳动的一技之长,这种逃避不但使他们获得了自由,而且他们的劳动也更实在,当时在人民公社的社员,就益阳地区而言,平均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在0.1元左右,而“天吊户”随便劳动一天就顶上社员十天半月的,因此,他们都是比较“富有”的人群,与周边的人群打交道,往往是他们给好处,比如装烟,上门看望送礼等,他们卖给人们的劳动都比较便宜,而购买的东西价格都比国家收购的高,主动向社会示友善,因此,大多老百姓都愿意与他们接触。而官员们对他们也不感到厌恶,相反,这类人员江湖义气特重,与政府部门人员多没有利害关系,政府工作人员与他们打交道既有优越感,又有安全感,因此,面对这种“天吊户”在洞庭湖区数目庞大的现象,他们可说是视而不见,也从未作一个问题提出和处理,反而是利用他们做体制内的工程和维修项目。


  “天吊户”的现象结束了,也许,它原本就应该掩埋沉默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人们对它的感觉并不是很深刻明显,今天之所以把它翻出来,倒并不是猎奇翻古,而是借此想说明;在我们洞庭湖区,本人做知青的年代,由于人为的原因,社会恶性循环,几十万人丢掉户口背井离乡躲避逃离这个社会。而三中全会以后,还是人为的政治制度,社会良性循环,几十万人又回归到这个社会,并且还不惜血本买户口,这个社会是越来越文明和和谐了,这是社会的进步。


  邓亚龙

  2021年2月写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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