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

编辑:古月 发布时间:2021/4/7 11:08:00 来源:大公湖南

按理说,在华东下放的知青中,我这个人是与“拍电影”三字无缘的,道理很简单,在下放的男知青中,一是我的长相与身材平平,“脑袋大,腰围粗,伙头像,十分足”,我招工后分配的工作就是证明:1977年我招工在南县武圣宫供销社,供销社舒主任一见我与四个一同分来的知青就说,“小邓大个子,伙头像,就做饭店里的白案师傅吧”。于是,我干了两年的白案厨师。二是我这个人的思想“桶码的”,家庭出生也有些问题,从学校里就被公认是不突出政治的人。这拍电影,是政治意识很强的事情,应该是怎么轮都轮不到我的。


然而,1975年9月初上午的一天,华东大队新提拔的女副支书严菊元却跑到砖厂,通知杨子恒、张海燕和我三人,要我们去大队部,并说雷支书在哪里等着我们的。


一路上,我们问严菊元是什么事情,严菊元才干不久的大队副支书,是那时新生事物老、中、青班子结合进的支部,入党进支部是同步的,平时与我们男知青讲话还一些腼腆,她告诉我们:是公社来的通知,要我们大队派三个男青年去公社拍电影。那时的农村对拍《新闻纪录片》与电影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只知道放映出来的就叫电影,其实,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要拍“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纪录片。故此,大队支部商量决定派我们三人前去,是因为长得撑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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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大队部,雷支书显然对这次拍电影的事情很重视,因公社通知说了,还要带几部手摇喷药粉机去,雷支书认为是要拍摄喷洒药粉的场面,并准备好三部摇式喷粉机,里面装满了石灰,雷支书知道我们下放后就一直在做砖,没有接触过农活,于是,他又亲自在身上捆好一部摇式喷药粉机,示范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要挺胸突肚,左右摇摆,这样,药粉才喷洒得均匀。


看着雷支书的样子,当时就觉得很滑稽,雷支书1.5米高的矮个头,严重驼背,一张红润的娃娃脸,但却天资聪慧,在华东大队威望极高,但他说的要我们“挺胸突肚”,自己却驼背没有了胸,且小个子捆挎个加石灰几十斤的摇式喷药粉机,这个“肚”就只见药粉机了,加之要我们摇摆的摆步,就像只老肥鸭,拿今天的话讲,就是一个滑稽小品。但我们感觉到的却是:雷支书有着象关爱自己孩子般的爱心,就像自己的孩子进考场去赶考一样,希望我们能表演好,给华东大队长脸。


按雷支书的要求,我们就在大队部吃饭,饭后回家换一身鲜亮的衣衫,拍电影要收拾的标致些,头发也要梳理干净整齐。于是,我们三人匆匆赶回知青组换衣服,但我换什么衣服呢?我在知青组以马虎出名,衣服经常不洗,但此次拍电影是何等的大事?必须要打扮鲜艳,在电影里显眼,于是,便不顾忌讳,在知青组的晒衣走廊里,先撑下一件红运动衫穿上再说,知青都在砖厂劳动吃午饭,中午也在砖厂稍作休息后下午继续做砖,借穿衣服都找人不到,只要合身就行,谁知这件红运动衫穿上后出门,带队的严菊元却告知:公社通知要穿白衬衫。于是,又只好回来脱掉红运动衫在箱子里找了一件白短袖衬衫穿着,我们三人各背着约三十多斤带石灰的摇式药粉机,便跟着严菊元直奔公社。


但还只到公社招待所便被通知直接去天然港,是在天然港拍机械化电影,那里已经搭起了一个很高的摄影台,于是,我们便折回往天然港的方向走去,此时正是双抢已过,农活不太紧张的时段,许多农民听说中央来这里拍电影,也都三五成群地赶去看热闹,我们走在这些人群中间,他们是去看拍电影,而我们是去拍电影,一路上的那种优越自豪劲早已溢于言表,甚至还做起了成为电影明星的白日美梦,五六里路,便轻易走到了。


严菊元去摄影台领拍摄任务,我们就在外围等角色的安排,谁知不几分钟严菊元便回来了,我们不需要见任何人,只需要到一公里以外的那些田头红旗外围,看摄影台上的小红旗,红旗一招,我们便拼命地摇动药粉机,把药粉洒向空中,面要洒宽一些,并且,要背对摄影台。


原来,华东来三个青年,带上摇动药粉机,穿白衬衫,是要在拍电影时人造白云遮住后面的一排排社员茅草屋,这几十年过来,凡农村的瓦屋,都是过去地主富农建的,农民只盖得起简陋的茅屋,并且,居家一年比一年简陋,我们三人的作用就是要遮住社会主义的丑。


我们三人只好听令往田野插红旗的地方走去,到指定地点后,回头看摄影台上的小三角红旗,见小红旗一招,我们三人便对着空中左右摇摆喷洒起来,待得小红旗一横指,我们三人才停下来,药筒里的石灰也只剩一小半了。再看到小红旗对着我们的方向一指,我们便收工回到路上去了。


来的路上,虽然背着沉重的石灰铁通,但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回去的路上,药筒轻了,心情却轻松不起来,再看我们三人,已经都是白头发、眉毛、胡子了,穿得熨帖的衣裤,也是一身白石灰,所谓的拍电影,实则是三个洒石灰工,并且,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但就在我们沮丧地走往摄影台时,摄影台也正在撤架,里面走出来复兴港照相馆的李师傅,他是个摄影爱好者,看见我们三人,突发灵感,说他的照相机内还有两张胶片,要我们三人重新收拾一下,拍一张喷洒农药的照片,好在我们药筒里还有一小半石灰正要倒掉,于是,便按他的要求在一块晚稻田里又摇起药筒来,我们各自处理石灰粉,说不上是抢拍还是摆拍,被他“咔”了两下,我们的石灰粉也就喷洒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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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式赶往回家的路上,先在大队部吃饭,再回知青组准备洗澡,满身的石灰有些难过,但就在我准备洗澡时,却听到女知青肖建群叫骂起来,说她昨天洗干净的运动衫,不知被谁穿了一下再挂上去的,这人无聊,也不跟她说一声。我听着,也不搭腔解释,心情沮丧极了,原因是开始想得太好太美妙,似乎就成了电影明星,但结果却是做了半天的洒灰工,弄脏了自己的一身和衣服不说,还把女知青的运动衫也弄脏了,在这里挨着莫名其妙的骂。


但张海燕的心情却十分好,不但电影明星梦没破灭,反而越来越全美了,自那天以后,他便用毛笔在他的床上、椅子上,乃至搓衣板上,到处都写上“长春电影制片厂”,几乎入魔就成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明星,而早上一醒来,张口竟然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镜头推出来的那一段音乐:“岗岗岗刚杠......”,这现象弄了一个多月后才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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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恒是一个爱卫生、讲究熨帖的人,那天弄得一身石灰也很懊恼,从此闭口再也不提拍电影的事情,如果谁再提起“拍电影”三字,他便学着花鼓戏《打铜锣》蔡九哥的戏腔:“你就莫讲起个咋拍电影,你讲起个咋拍电影呀,我呀——就有气吔......”


这件事确实弄得有些荒唐,事后,我曾冷静地思考过:是谁欺骗捉弄了我们吗?似乎不是,这件事从开始到结束,好像谁都没有存心欺骗和捉弄,公社的通知讲得明白,参加拍电影,你能说那天我们三人不是参加拍电影吗?那么,是我们三人自作多情少年不稳重轻狂了吗?回想起来似乎也不是,年轻人有些梦想,原本就没有错,如果说我们轻狂,那50多岁的雷连喜老支书,心态沉稳持重,不也挎起个摇式喷药筒左右摇摆吗?但,是什么原因把我们都捉弄了一番呢?


其实,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那种极左的弄虚作假政治生态。自成立人民公社,尤其是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的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差,弄得月经带、火柴和肥皂洗衣粉都要凭票供应,农民的生活情境更是每况日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描述,几十年的过去,弄得农村中盖瓦房的手艺都几乎失传,到处都是小茅屋,而经济生态更是弄得农户连柴火都没有烧的,靠扯禾兜子打湖草挽草把子作烧柴,但政治形势的宣传却是“倒吃甘蔗一节比一节甜,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如此巨大的政治宣传与现实反差环境下,我们三个知青、包括华东大队支书不想被玩弄都难,想到这里也就释然看得开了。


而我们在天然港拍的那次“新闻纪录片电影”,实则是当年地区农机局集中全公社的拖拉机与其它机械设备排演的一场戏,时隔多年,我们都没看到那个新闻纪录片的播放,据说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被查封了。


退休以后,我们这几个“拍电影”的老知青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谁知46年后,这几个老知青又遇到一次“拍电影”的事情,只是青葱少年,岁月吹老。本色出演,看到当年的照片,真是感慨万分:人生如戏,但我的最深感受则还是:人生如梦,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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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张海燕、冯明德、胡跃飞、邓亚龙,杨子恒因“拍电影”拍怕了,没出演)


邓亚龙  2020年1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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